为现代汉语“绘制画像”的人（人文观察）

《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的问世，标志着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这部五卷本的辞书，共计1200余万字，收录了15.7万余条词目，全面展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的面貌，被誉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它的编纂历程，是中国三代辞书工作者20余年不懈努力的结晶。

二十余载的执着追求

编纂一部大型词典是一项耗时漫长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深厚的学识、坚韧的毅力和对事业的热爱。尽管中国语言学界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提出编写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曾三次搁浅。直到2005年，江蓝生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担任《大现汉》主编，才正式启动了这项历时二十余年的工程。

江蓝生表示，是受到前辈学者吕叔湘和丁声树的嘱托，以及自己作为后辈的责任感驱使，他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而韩敬体，作为《大现汉》的副主编，曾参与过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深知前辈们的期望和此项工作的深远意义。

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为何能成为几代辞书学者的共同心愿？这与中国辞书发展史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前，已有《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编纂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工具书，但它们多为中小型，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读者需求。与此同时，国际上，日本的《日本国语大辞典》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1989年）等都展现了大型辞书的规模和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编纂一部属于中国的现代汉语大型词典，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时代的呼唤。江蓝生认为，《大现汉》的编纂不仅是对前辈嘱托的承接，更是当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充满了艰辛。在第四次启动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语言所”）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部分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同事已退休或承担其他研究任务。江蓝生和韩敬体两位先生通过多方努力，于2005年底组建起近30人的编写团队。其中许多成员是新人，需要边学边做。从立项到最终出版，历经二十载风雨，尽管项目几经调整，人员也几经更迭，但“坚持到底，绝不放弃”始终是编写团队的共识。

他们广泛查阅语料库，深入研究近百年的各类文献，搜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工作；积极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并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学界同行的建议。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编写组成员中，有人从壮年步入老年，有人从青涩学生成长为学术骨干，而这部词典也逐渐成型。在《大现汉》的首发会上，江蓝生表示，要打造一部与中华文化相匹配、能帮助民众正确使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韩敬体则感慨，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梦想与期望的结晶。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指出，《大现汉》的出版，不仅是对老一辈学者学术思想的传承，更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体现。

“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大现汉》在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内容丰富”、“严谨规范”的高度评价。而面向大众，它则以“生动”、“有趣”、“新鲜”、“好读”等词汇被形容。江蓝生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编纂一部既能查阅，又能“阅读”的词典。

翻阅《大现汉》，读者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例如，词典收录了百年前的用法，如“知识”写作“智识”，“揭幕”写作“除幕”，以及“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生动的口语表达。此外，词典还解释了因误用而广泛传播的词语，如“回怼”的“怼”。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得《大现汉》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书范畴，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大现汉》的编纂理念。秉承吕叔湘先生“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编写组打破了传统辞书的编纂模式，提出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大胆创新。这意味着，词典不仅关注词语当下的意义和用法，还追溯其演变过程；既提供准确严谨的释义，也补充语用规则和文化内涵，力求满足更广泛读者的需求。

为了支撑一部新颖且深刻的大型词典，需要海量语料作为基础。编写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的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资源，遴选出尚未收录的有价值的词语。为了挖掘散落在岁月中的旧词语，编写组查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中搜集了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作品中的一手资料。编写组成员范文杰曾笑谈，有时吃饭时突然想到一个词，就会立刻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生怕错过。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态度，使得编写组在浩瀚的语言海洋中“淘沙拣金”，筛选出许多前人未曾收录的珍贵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评价道，《大现汉》全面呈现了现代汉语的真实面貌，并且在共时描写中融入了历时视角，让读者从中窥见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他认为，《大现汉》不仅提供了词语的查检功能，更有助于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薪火相传

江蓝生回忆，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重担，是因为对工程的难度认识不足，而能够坚持完成，则源于责任感和使命感。她审改了大部分词条，因长期伏案工作，颈椎和腰椎严重受损，接受了三次大手术，甚至在住院期间，她仍通过工作群与团队保持沟通。

江蓝生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它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能力，更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她表示，语言研究者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便实现了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都是“学费”，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建设和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注的。编纂《大现汉》的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王楠，曾任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主任，她提到，《大现汉》的编纂让许多年轻的“年轻人”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的主力。

苏颖，作为《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她认为，《大现汉》的完成，离不开榜样的感召、责任与热爱，以及团队的相互扶持。她表示，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热心传帮带，对年轻人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耐心指导。

目前，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位拥有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团队成员既有研究冷门绝学和现代语言学分支的学者，也有探索前沿应用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先后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指出，与基础研究不同，辞书编纂的成果并非立竿见影，但社科院和语言所出台的各项支持政策，尤其是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地消除了研究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专注于辞书编纂工作。

除了外部支持，学术积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她回忆，当年为了搜集资料，每年都要手写抄录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所里至今仍保存着近百万张当年的卡片。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但随时关注新词、新义，并思考字词释义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王楠动情地表示，人生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她认为，尽管编纂辞书十分辛苦，但能够成为《新华字典》（发行量约7亿册）的编写修订者之一，是一种幸运。《大现汉》也将成为一部能让人一生引以为傲的作品。